陶寺遗址展千年！这些大遗址将有新规划……

有历史才有现在，唯遗产才知兴衰。1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全面提升大遗址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指明了方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山西陶寺遗址不仅赫然入列《规划》大遗址项目名单，而且被多次提及，将编辑出版陶寺遗址等重大考古报告、重点开展陶寺遗址等文物本体抢救保护项目、重点实施陶寺遗址等大遗址展示项目等，由此可见陶寺遗址在我国大遗址名录中的份量之重，价值之高。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历来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据了解，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

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历经多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

陶寺遗址的一系列发现，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2013年，陶寺遗址列入了2013年山西文物保护重点工程，在山西多部门的推动下被精心打造成为山西历史文化的新地标。

2016年3月11日，驻晋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联名提案，建议国家从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支持山西，加强陶寺遗址保护利用工作。

2021年3月14日，陶寺遗址博物馆奠基仪式在山西临汾襄汾县举行。博物馆建成后，将以“今日中国 陶寺走来”为展陈主题，全面展示陶寺文化和帝尧文化。

不止是陶寺遗址，山西一直以来都将文物保护工作放在首位并落实到各个方面。今年10月初，山西突然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在众多新闻中有一条格外显眼，“山西有序推进灾后文物抢险保护工作”，因为山西是文物大省，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3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79处。暴雨过后，山西省文物局采取分类施策、分步实施的办法，重点修缮一批，临时抢险一批，日常养护一批，基础加固一批，持续观测一批，合理退出一批，确保了在“十四五”期间，国省保文物受灾险情全面排除，市县保文物受灾险情明显改善，未定级文物受灾险情得到基本控制。

正是因为山西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才让众多精美文物和文化遗址能够更好的亮相和展示，并继续传承着山西乃至中国的历史文化。

就在今年11月3日，“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在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办。这是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的首次大规模展览，也是山西陶寺文物首次大规模出晋，对加强夏文化遗址之间的交流与馆际协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展览让两大遗址交流、碰撞，不仅为观众带来文化盛宴，更对进一步深化夏文化研究、加强黄河流域早期中国文明遗址的交流合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在《规划》中，“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山西还有4处上榜，分别是侯马晋国遗址、曲村—天马遗址、晋阳古城遗址、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这些遗址同陶寺一样，都是华夏文明不可多得的瑰宝，并持续传承着三晋大地的历史文化。

正如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相关负责人在《规划》解读时所表示，古遗址、古墓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是我国文物的重要类型。近年来，大遗址保护理念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大遗址保护利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大创新。（杨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