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 晋在眼前丨在陶寺遇见“最早的中国” 来临汾一起“回家”度假

“……我们认为，陶寺时代已经有了地中的观念，而且当时的陶寺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态，同时陶寺遗址又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并且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由陶寺标志的邦国出现，是中国文明核心开始形成的一个门槛。从这个角度来说，陶寺可以称之为尧舜的最早‘中国’。”在今年7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队长何努，讲述了通过他40年的考古工作而得出的对陶寺遗址、尧舜之都的一些推断。

传说之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传说时代”，就是众所周知的尧舜禹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段中国信史的问题上，国内外学界一直在探讨。

要确认这个时代是否存在，找到他们的都城是一个突破点。那尧舜的都城在哪呢？

关于尧都，文献上有记载，但是说法很多，其中晋南之说算是认可度较高的。《水经注》中就提到尧都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一带。但仅从文献角度来看，“尧舜都城到底在何处，很难定论”。

这一问题一直没能解决，直到陶寺遗址的出现。

考古工作者在查看陶寺遗址宫城内的一处夯土建筑基址（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陶寺遗址提到了“中国”这个高度，并且与尧有关。“他把陶寺遗址的地位和晋南地区相关联，认为当时‘中国’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而且就应该在晋南地区。”何努说。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陶寺遗址发掘有了巨大的突破和收获。

陶寺的发现

要想确定尧都确有其事，需要一系列复杂的考证。

首先需要进行人类学的考古探索，也就是不联系文献来探索一处遗址是不是一个都城。之后把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形成一套证据链，结合当地的人类学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等进行论证，三股证据链拧成一股绳，指向同一个趋向，最终得出结论。

陶寺遗址宫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大片普通居民区，由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大型仓储区，大片的王族墓地以及龙盘、陶鼓等带有王气的代表性的随葬品，双城制的城郭遗址，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天坛礼制建筑，明确的功能区划……借助都城考古学的研究，陶寺作为古代都城的证据基本具备。

但要证实陶寺是否是尧都，尚需一套完整的证据链。

陶寺遗址出土的器具上的字

通过文字自证发现，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的字，形似“尧”字，且其字形结构与陶寺的城墙建筑方法“垒土为垚”有着关联性，而甲骨文的尧与陶寺的“尧”字也十分相似。

此外，陶寺遗址发现的一系列考古证据，在古文献以及当地的传说和民俗中，均能找到相关的蛛丝马迹。

无论是《尚书·尧典》开篇那段话：“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还是《论语》中提到，帝尧禅位给舜时说的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越来越多，何努认为，从中国文明演进的角度来说，陶寺可以称之为尧舜的最早“中国”。

到了临汾咱是回家

“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陶寺遗址的发现，基本佐证了尧都平阳就是临汾。临汾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确认的“最早的中国”，说是华夏文明之源一点也不夸张，华夏儿女到临汾当然是回家。

临汾除了是华夏之根，还是民族之根。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代代相传，它饱含了遍布各地的明代移民后人，对祖先、故土的好奇之心和眷恋之情。

临汾的洪洞县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大移民起源地。明洪武至永乐年间，以洪洞大槐树为移民起点，历时50年，移民18次，遍布中国18个省（区），500多个县市。由此而诞生的祖祖辈辈的后来人，已经遍布全球，所以临汾也是全球古槐后裔之根，来到洪洞咱也是回家。

“家”里这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靓城提质的进程中，临汾越来越美了。鼓楼、中大街、解放路等市民记忆，在现代生活与文化传承中交映生辉；口袋公园、廉政广场、时光颂、解放路立交桥等新式地标，在美好生态与高速发展中交融并蓄；亚朵酒店、蒹葭乡居、康家坪民宿等安谧空间，带来你意想不到的悦享生活。

中秋和十一假期马上到来，临汾真诚邀请五湖四海的“家人”回“家”看看。看看你的来时路，看看祖先的古民居，看看那些你陌生又熟悉的风土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