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寺遗址：是难啃的“骨头”，更是真正的考古“硬货”

日前，陶寺遗址联合考古队发布陶寺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在陶寺遗址宫城内近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发现了一处面积达540余平方米的宫室类单体建筑遗迹。

“2021年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考古现场会”会议现场

6月3日，“2021年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考古现场会”在山西襄汾召开。现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高校和考古文博单位的40余位学者，围绕聚落考古、城址考古、建筑考古等方面，为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把脉会诊”。

这个大型建筑基址究竟是怎么样的？

专家学者现场考察

这个8000多平方米的巨大的建筑遗址深深引发了专家学者的探索欲。经过对发掘现场的参观、研究、探索，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规模恢弘——在这一时期，这个夯筑建筑来说是罕见的、唯一的；范围清楚——不仅整个遗址和宫城范围清楚，在勘探与发掘基础上，建筑的四至也清晰；时代明确——建筑和台基在陶寺中期建成并使用，于晚期被毁，年代局限在较小的时间范围之内。

“我们初步判断，这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或为‘殿堂’一类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介绍到，“陶寺遗址的发掘从2018年3月开始，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5041平方米。建筑基址之上发现的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南部门址等等，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

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专家学者现场考察

站在陶寺的土地上，无数考古专家也发出“陶寺的土太难认！”的感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教授表示“四年时间揭示出一个台基面。如此大体量、土里找土，确实不容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指出，陶寺宫城大型建筑基址位于重要宫城重要区域，犹如皇城台之于石峁，从现场考察来看，情况复杂，并非一个时期简单的平面结构。

“1983年的秋天我第一次来到陶寺，一晃快四十年了。此次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历经4年时间、发掘5400多平方米，尽管遗迹不复杂，出土遗物少、破坏严重，很多东西都展现在一个面上，导致相互关系判断不易。”长年关注陶寺考古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感慨到。他说，台基上陶寺中期遗迹很多，尤其是保存状况好的房址，其相互年代关系的判断必须在田野完成。遗迹间的相互关系、共时性问题必须在田野阶段解决。对于台基的形成过程还有一系列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完成。

相比陶寺遗址的发掘，保护工作也同样“难啃”。作为项目负责人，高江涛心里也没有十足把握，“为了保护F40，我们在上面洒了一层十多厘米的黄沙。但也知道这根本经不住长期的风霜雨雪、日晒雨淋。”高江涛回忆道。陶寺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早已移交博物馆，但采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技术进行保护，保存下来的考古现场如何展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利用好陶寺遗址，一度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

真正的考古“硬货”

即使面临发掘与保护的双重难度，专家学者们依然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尽管已历经40余年，但陶寺遗址的每次考古新发现都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在会议现场发言

“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高江涛说，“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却更是真正的考古‘硬货’。”

山西陶寺遗址被称为是史书中的“尧都”。陶寺遗址发掘者认为，陶寺王墓、宫城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以及最早出现的“铜器群”，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有明显传承关系，是华夏文明众多根脉中的“主”根。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观象台

下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将对重要灰坑遗迹进行发掘，通过解剖进一步理清相关遗迹的关系，将保护与三维呈现相结合，做好展示建设。

“脚踏实地的求索，是无数考古人步步前行的真实写照。遇到陶寺，就需要长期付出；在陶寺，也让人感受到坚守与情怀的无处不在。”高江涛说。（张馨）